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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白杜甫过江津

灵感不在服务区

江津这样奇美的地方,应该有诗和远方。

公元1177年,四川军政一把手范成大离任,5月29日从成都万里桥出发,6月过江津。

但,范成大竟然睡着了,忘记了停船。

实在是几江段风平浪静,坐小船也象乘大竹筏一样平稳,醒不了。

他后来在诗歌《过江津县睡熟,不暇梢船》中自嗨:“西风扶橹似乘槎,水阔滩沉浪不花。”

一段没有浪花的江湾,该有怎样的神佑?

而赵熙在《将至江津》中,面对“天然水秀与沙明”,就福至心灵地猜想:“一转前山定有城”。

但是,很遗憾:杜甫、李白都到过江津,而且是购买的全程船票,但他们都没有留下半句诗歌。

这件事江津人应该了解一下,然后思考地域群体性格。

李白思乡忘锦句,长流夜郎过顺江

李白过江津时24岁,比杜甫过江津时年轻了30岁,正是充满理想的年龄。

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,经乐山、宜宾,过江津到重庆,出三峡奔汉江平原,可以说江津127公里的长江水道,李白是全程感知。

这有诗为证:

峨眉山月歌

李白 唐朝

峨眉山月半轮秋,影入平羌江水流。

夜发清溪向三峡,思君不见下渝州。‍

这首诗记载了公元724年秋天,穿一身青衣的李白夜泊清溪口,出发到重庆的行船路线:从乐山市犍为县清溪驿出发,这里可以看见峨眉山,当然还有山峰上挂着的半轮形的月亮。

月亮的影子倒影在清衣江的水流中,很妩媚。

李白眼中,山如蛾眉,月如脸庞,自然是女性形象,比较符合24岁青年人体内的荷尔蒙数量。

夜间就从犍为县清溪驿出发,应该说晚上行船安全度低,况且白天也不堵船,估计是行程上考虑,比较急。

也可能是吹牛,这是李白的专长。

清溪、三峡都是天狭一线,难见月影,初次离乡,自然有思乡之情。

即便到了重庆主城,也还念念于心。

整个行程路线为:犍为县清溪驿——宜宾——泸州——江津——渝州。

图注:李白从犍为出川,全程过江津图。

李白过境江津,竟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。

只有一个理由:从清溪驿到重庆,李白只做一件事:思乡。

所以没有任何景物能变成他笔下的诗句,包括酒都宜宾和泸州。

随便补充,前面“李铁拐封印江津阴阳乐风水”中,邵雍之子邵伯温入川,隐居嘉州,就在清溪镇。

宋时,清溪镇作为犍为县的治所长达360余年。现在清溪镇花园街,就是邵伯温的定居之所,因寓所前有一个花园,所以这条街命名为花园街。

直到忠县,才被石宝寨和望夫台激活,终于完成灵感充值,满血复活过来。

第二次是暮年,李白作为政治素人误入王权之争受牵连,大唐王室想惩罚一下他的狂性,判其长流夜郎。

什么是长流?就是时间超过一万年:无限期。

夜郎对李白来说不算陌生,公元753年李白52岁时,七绝圣手王昌龄被贬龙标县,李白听闻,写下名诗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。

其中有一句“我寄愁心与明月,随风直到夜郎西。”没想到一语成谶,仅仅5年,李白57岁时,这愿望真的就实现了。

唐代有两个夜郎县,中学语文老师通常不讲图语,所以全国人民长大后,也傻傻地分不清,这也是文化教学为什么提倡传承传统读脉,要求左手拿图,右手执书。

一个是贵州桐梓夜郎县,一个是湖南新晃夜郎县。

其实唐初在贵州石阡一带也设过夜郎县,但跟诗歌无关,就不展开。

图注:李白流放地桐梓夜郎与王昌龄贬谪地黔阳县附近的新晃夜郎图示。

历史上以夜郎县为名者颇多,秦朝、汉朝、陈朝、唐朝、宋朝都设置过,《兴义府志》记载一共有八个。

这里谈的是夜郎县,跟夜郎国不一样,莫要混成一谈。

王昌龄贬到龙标县,即怀化黔阳县,现改名叫洪江市,离湖南夜郎县近,并非夜郎,是李白误解,以为他到了夜郎;或者他用僻远的夜郎意象来表达对朋友贬谪生活的同情和抱不平。

李白是直接流放贵州夜郎县,这个名称历唐、五代十国至今天,一直沿用了1360年,更偏僻,也更正宗。

图注:王昌龄贬谪地黔阳县距新晃夜郎示意图。

两次的心情完全不一样,安慰别人跟自己遭罪是两个概念。

李白犯的是十恶之罪,按唐律妻子合罪,他是带着妻子流放:拙妻莫邪剑,及此二龙随。

世上还有比这更凄惨的么?

当然,也可能宗氏贵族特殊,得以免罪,所以有《南游夜郎寄内》之类的诗。

李白一生有三任妻子和一次非法同居:第一任是湖北人许氏,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;第二任是山东人鲁氏;第三任是河南人宗氏,唐武后时三次入朝为相的宗楚客的孙女;一次非法同居是浙江绍兴人刘氏。

李白以才华为聘礼高娶,两次都是前宰相孙女,这桃花运好到六亲不认。

好男人真的不用买房,年薪之类也只是对付无才男人的借口。

宗氏是“白富美贵”,精通韵律,拒绝了无数富家子弟,却被43岁的中年油腻男李白以一首《梁园呤》俘获芳心。

当时开封有句民谣:“今人难娶宗氏女,除非神仙下凡来。”

没想到千不嫁万不嫁,千金买壁喜结良缘,竟是如此命运,最后万念俱焚,出家做了道士。

李白也是悔意万分,他是真对不起宗氏,也对不起自己的爱情。

公元758年2月,李白在写给妻弟宗璟的诗《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》中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:适遭云罗解,翻谪夜郎悲。拙妻莫邪剑,及此二龙随。惭君湍波苦,千里远从之。白帝晓猿断,黄牛过客迟。遥瞻明月峡,西去益相思。”

他终于想起第一次过重庆时的明月峡了。

出川过三峡是顺行,但流放是逆行,心里苦成狗。公元757年12月他在《上三峡》写道:“三朝又三暮,不觉鬓成丝。”

好在他仅仅只走到奉节(白帝城遇赦是宋代曾巩提出,当代有学者论述是重庆主城,仍有争议)就遇天下大赦,诗性又大发,写下了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喜悦。

这道坎终于跨过了。

如果李白没有遇到大赦,或者后世如有的学者(清代黎庶昌、张澍)新论,他的确流放夜郎,那么他从流放地返回江陵,可能会第二次经江津,路线为:贵州桐梓——綦江——江津顺江——重庆——奉节——荆州,全程顺流而下。

图注:李白流放路线图及从夜郎返回路线图

江津顺江口将会迎来大唐第一诗仙。

綦江也叫夜郎溪,第一段河流叫松坎河,发源于桐梓县夜郎坝,北流至赶水镇,左纳杨渡河、右纳藻渡河后,始称綦江,然后北上从江津顺江口入长江。

但李白不会来去都走顺江,虽然这条路更便捷。

根据唐律,他流放去夜郎,必须先去黔中郡报到,黔中郡治所在彭水,他要去换籍,所以不会经过江津。

路程只能是:九江(浔阳)——武昌(江夏)——岳阳——荆州(江陵)——奉节——涪陵——彭水——换陆路到桐梓。

酒都携醉红袖香,却无津人宴诗家

再说杜甫。

公元765年,高适、严武相继病逝,刚刚过了几年安稳生活的杜甫,已经54岁,这年5月,不得不从成都惶惶乘舟而下。

他居然在嘉州乐山遇到大他一岁的杜姓老哥,于是在乐山酒楼痛饮狂歌,愤笔写下了《狂歌行赠四兄》。

然后洒泪拜别老哥,感慨一番“今年思我来嘉州,嘉州酒重花绕楼”后,没有去登峨眉山,直接一日到了清溪镇。

李白在这里留下的诗,早已响彻大唐。

相同的河山,不相同的是个人心境,还有那轮明月:李白是初秋的“半轮明月”,杜甫却是夏天的一轮圆月。

他没有想起李白,也没有想起另一位大诗人岑参(11月,岑参担任嘉州刺史,他补写了《寄岑嘉州》),却想到了唐高宗时宰相张大安的孙子张之绪,写下《宿青溪驿站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》,挥笔就是泪,凄楚不已:“我生本飘飘,今复在何许。月明游子静,畏虎不得语。”

后来苏轼被狂贬,跟杜甫有了相同感受,就直接改写成:“飘飘何所似,天地一沙鸥。”

随后杜甫乘船到了酒都宜宾,受到戎州(宜宾)行政长官杨市长的热情接待,在东楼上,临江面山,吃贵妃荔枝、喝宜宾春酒、赏文工团小妹妹的时尚舞曲,心情大爽。

杜甫喝下宜宾唐代五粮液“重碧春酒”后诗兴大发,当即作《宴戎州杨使君东楼》一诗,“重碧拈春酒,轻红擘荔枝”成为名句,杨市长也在文字里享受不朽。

既然享受了市长接待,肯定还有一班富商贵人跟着风雅,杜甫很是浪漫了几回,但没有传出绯闻,杜甫不象后来的杜牧,直接为某位小妹妹写诗抬身价。

所以就没有“春风十里叙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”之类的香艳传世。

消停一些日子后,顺水到达泸州,依然受粉丝接待,唐代的“泸州老窖”,醇香浓郁,清洌甘爽,让杜甫人生很快达到高潮,泼诗酬谢,写下《泸州纪行》:自昔泸以负盛名,归途邂逅慰老身。江山照眼灵气出,古塞城高紫色生。代有人才探翰墨,我来系缆结诗情。三杯入口心自愧,枯口无字谢主人。

三杯入口品出酒性,说明杜甫是真酒鬼。

不过这次没有写出请宴主人的名字,很不够意思,看来红包没给足。

杜甫是这年九月到达云阳,水路上走了四个月,所以在宜宾、泸州、重庆等地,小住了不少时间。

离开泸州过江津,杜甫却很寂寞。

因为没有江津人为他接风,他慕名已久的江津老白干,没有进入他的灵感。

五粮液和泸州老窖,与江津白酒分属不同类别,白酒烈性,一杯就能点燃杜甫老瘦的生命。

无法猜想当时杜甫失望的心情。

面对江津一湾玉水,他找不出与乱世和颠沛流离相应的诗句,也没有酒楼携醉,文工团助兴,不得不遗憾而去,未曾在江津留下只言片句。

一直走到人烟稀疏的长寿黄草峡,他才终于找到乱世意象,唱出了“谁家别泪湿罗衣”的悲歌。

江津虽然与杜甫失之交臂,但杜甫的十三世孙,南宋进士杜莘老却带着族人从四川眉山青神迁居江津,成为江津名族,所居之地,也一并称为杜市。

这可能是杜甫和他儿子杜宗文当时在船上万万没有料到的:他们的后人代他们喝了一代又一代的江津老白干。

总算是一种弥补吧。

江津教育文化一直名列重庆前茅,但对杜甫的到来,《县志》无一片言,看来是真的忽视了大唐明星。

不过也能理解,杜甫在唐朝的名声其实还是比较普通,他在唐朝诗坛没有地位,他不仅没有高级粉丝,相反,他还一直做李白的粉丝。

他的光环是唐朝灭亡以后才拥有。

那时印刷术还没有普及,流行寒士手抄。

寒士们抄写杜诗,发现他的诗歌很深奥,与当时流行的高级顺口溜完全不一样,写实性强,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于是就抄写下来自己读。

到五代十国文坛早已忘记有个诗人叫杜甫,但杜甫的诗还在民间寒士中流传。

到了宋朝,宋太宗赵光义召集文人编写了一部《文苑英华》的书,以振兴宋代文化,人们打开书一看,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,叫杜甫,选诗高达246首,与李白一样,并列第二。

排第一位的是白居易。

于是杜甫翻身了!宋朝文人开始全力研究和歌颂杜甫。

一个叫王洙的文人看出商机,编了二十卷《杜工部集》,收集了杜甫1400首诗。

该赚钱的赚钱,但杜甫的诗却较完整地流传下来。

后来宋朝文人达成共识,唐朝诗人前三甲排名为: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。

宋榜确定后,再没有人出来翻案,后世全部设置为默认模式。

所以,杜甫即使当时有点诗名,也不受诗坛和主流阶层喜欢。

何况,唐朝写诗的人多得数都数不过来,道士、和尚、百工、妓女,三教九流谁都可以呤上几句。

其实,不仅李杜们无缘江津,千年长河,很多响当当的大牌同样无缘江津!

江津不怎么攀附名人是一个深刻的地域文化现象。

韩愈曾说:“蜀雄李杜拔”,自古诗人皆入蜀。

蜀中走出了司马相如、扬雄、李白与苏轼等文坛领袖,也让入川的文人沾了一身巴蜀灵气。

这些文人,很多进川出川都是走乐山——宜宾——泸州——江津——重庆的传统水路,但在江津留下诗篇和足迹者较少。

我们可以随意列出一些过境江津的名人,除李杜外,还有唐朝的元稹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岑参、马祖道一等,宋朝的陆游、苏轼、苏辙、苏洵、魏了翁等,民国的傅斯年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童第周等等。

唐代已经有航道支撑名人们航行于长江之上:王绍荃主编《四川内河航运史·古代部分》记载,唐肃宗时期,已经是“万斛大船风行成都、扬州之间”。

更不论之后,益扬之间,航行往来。

江津是白酒之都,教育大县,文化昌盛,但这些名人居然都没有留下诗句,或者根本就没有上岸。

这说明江津地域文化里有一种可以支撑骨气和傲气的底气,才会对国家级品牌明星不屑一顾,或者不愿攀附。

文化自足,才会有这样的淡泊。

双眼傲骨撑,王侯是白丁。

江津人真的有点拽。

不过,也说明江津人在交际应酬方面较弱,很难出社交大腕。

只会干实事,不会借助社交杠杆,放大声望。

摘自: 重塑精神地标 打造母城文化——寻找江津母城源点,延续群体精神信仰 谭云籍 谭蘅君/文

“文化作文”公众号:whzw999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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